就「最低工資、最高工時」議案發言


主席女士,“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等口號當然好聽,但口號好聽,事實上又是否可行呢?當然,每個國家各有不同的情況,每個地區也有不同的情況,這是剛才很多同事已提過的了,我還想多提一點 ─ 香港有一個特點,便是港幣與美元是掛u的。如果我們訂出無論甚麼數額為最低工資,即訂出了以美元計的最低工資。不錯,東南亞很多國家是訂有最低工資,然而,印尼貨幣的對換率可以從二三千跌至1萬,泰國的貨幣又可以由二十多對一跌至五十多對一,他們的最低工資是以當地貨幣計算的,我們是否也可以有這種彈性?倒過來說,多年來,為何很多工業遷移到三角洲?這是否與工資有關?還是與高地價有關呢?我覺得兩者也有關係。

現時,如果我們回顧十多年來的經濟,可見最好環境是在九十年代,當時的通脹有十多個百分比,每年加薪即使幅度達10%,員工仍然覺得太少,他們認為加幅要超過通脹2%至3%,但現時的情況剛好相反。我覺得從僱員的角度來看,要保障好入息,最重要的是經濟好,如果經濟好,失業率下跌至過往的4%或5%,便是每個老闆也怕員工辭職,每個老闆也怕員工另謀高就;因為員工可以為了增薪1,000元便會轉到隔鄰的一間食肆工作,又或轉往隔鄰的一間公司工作。倒過來看,如果僱員“吃香”,又何必訂出最低工資呢?

就現時的情況,數位民主派的議員剛才問我們為何不做民調,說有七成五的市民支持。就茬o個“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口號,我覺得75%的支持率還是少了一點,有25%不支持才反而是有問題。有時候,我為了打官司而要找律師,他們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港幣4,000元。每個行業不同,例如洗碗工人可能每小時二三十元,大律師是每小時4,000元,但在英國卻很便宜,請大律師寫一篇論文也只須費四五千鎊,我何須付出每小時4,000元的費用呢?由於每個行業有很大的距離,怎麼訂出最低工資呢?

我亦覺得,在貧富懸殊的問題上,如果我們要搞好經濟,另一項政策是我們每個人也同意的,那便是每天150個來港的人家庭團聚的問題。從1997年至今,家庭團聚是我們在立法會通過和支持的,可是,事實上,我們亦留意到,150位來港的人是低入息的,低知識水平的人 ─ 這只是大致上而言,並非每個人也是這樣的。多年來,既然有這麼多人來搶“飯碗”,那麼,工資不下跌才怪。所以,在早前數小時,在質詢的環節上,我們問內地的投資者是否可以來港,因為應該讓更多老闆來港才是辦法,只讓找工作的人才來港,工資怎會不被搶低呢?相反,如果讓更多個體戶來港投資,即使六百多萬元不是大數目,他們也未必是只會買樓,如果他們做一點小生意,也要請一位秘書,一位接待員或一位司機;即使他們甚麼也不做,飲飲食食也是必需的,也會有需要坐的士、光顧食肆的。所以,讓更多老闆來港,才能製造更多就業機會。

相反,現時情況這樣下去,難怪貧富懸殊會越來越嚴重,我們覺得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是應該把貧窮的人扶上去,而不是把有錢的人拉下來混和,才算是把貧富懸殊的差距拉近的。我們覺得最重要的,是未來的經濟按現時的走勢轉好,樓市對負資產、中產是很重要的,中產的負資產問題開始解決(正如在座很多議員也屬於中產),心情便會轉好。大家有否留意到現時外面的交通是擠迫了,到處塞車,食肆又爆滿,食肆爆滿的話,洗碗和清潔工人也要多請數個。要多請數個人,屆時,以月薪4,000元還可以請得到嗎?隔鄰的一間可能已願意付出4,500元,一段時間後,可能還會升至5,000元了。我們覺得這才是方法,亦希望各位議員加以考慮,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解決低入息工人最關注的低工資問題,其實並非一定有需要立法的。如果真的立法以後,請問是否會每年調整呢?這個最低工資是否現時市面所訂的最低工資,還是以我們的中位數工資,所謂minimum wage,來釐定呢?這堜珨〞漪O五六千元,而不是美國那5.15美元的說法,這是最低之中的最低了。

單仲偕議員說不如先開門,然後我們才慢慢研究,慢慢討論。但是,我們覺得,如果令商界對這問題取得錯誤信息便不妙,我們不希望有些行業會選擇其他地方來經營,當然,我也絕對同意有些行業是不會遷移的,例如的士業,難道把的士駛往深圳經營嗎?難道張宇人議員代表的食肆業也全部遷往深圳開業嗎?然而,有很多廠商或很多銀行有些寫字樓的後勤工作,即現時所謂的Back Office,是可以遷移的。訂下了最低工資是壞心做壞事,還是好心做壞事呢?

主席女士,我覺得這問題應該繼續在社會上討論。我們絕對留意到世界上很多國家為了各種理由釐定了最低工資,但今天,就香港的情況而言,最重要的是改善經濟,令更多人有工作做,而不是在這時候制訂最低工資。其實,最高工時的情況也是相同的。

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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