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協助中央政府與香港民主派人士溝通」議案發言


主席女士,我們剛才就調查SARS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報告進行了數個小時的辯論,氣氛是沉重了一些,希望我現在提出的議案辯論能令氣氛變得較為開朗。

主席女士,我動議的議案是“協助中央政府與香港民主派人士溝通”。看起來,這議題的範圍是很狹窄,但我覺得如果能落實這項議案,我相信對香港整體的管治會大有改善。一個社會的安定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穩定及和諧的社會環境。

主席女士,這埵釵h位議員也是在八十年代開始在立法局工作的。在那個年代,很多議員例如我自己當初入局時,是委任議員。當時,我們在聽取民意方面,事實上是不大注重的。多年以來,我們循序漸進,從開始有功能組別的選舉,以至普選、民選。在這方面,我們覺得最大的分別是有了選舉以後,香港政府 ─ 無論是從前的英國政府或現在的中央政府,在聽取民意方面也更覺重要、更為重視。況且,在溝通的過程中,一定要有“有得傾”和“較和諧”才可成功的。

前數年,在經濟方面,發生了金融風暴,去年又出現了SARS事件,事實上,那些問題是難以處理的。但是,無論如何,政府與所有派別的議員均覺得應設立一個良好的工作關係和基礎。我們最近留意到,這數年以來,中央政府與民主派人士一直存在茪硈\問題,所以我們很高興看到最近的政治氣氛有所改善。由劉千石議員呼籲和解,至李柱銘議員在6月23日提出呼籲港人與中央攜手合作的議案,以及中央領導人的積極回應,均令多月來的分化、對立的緊張氣氛緩和了不少。自由黨在政制發展的討論中,一直強調理性務實,加強溝通,尋求共識。既然現在各方面也談到溝通,所以我們自由黨很樂意從中出一分力。

主席女士,提到如何積極溝通,我覺得短期內有3方面可以做的。第一,是有需要支持社會的穩定繁榮,如果政治氣氛持續緊張,長此下去,對經濟發展肯定會有負面的影響,也可能會削弱本港及海外投資者的信心。舉例來說,1個月前,Standard & Poor's對港元的評級展望為負面,理由是擔心如果民主派在下屆立法會贏得過半數的話,便會令政府更難滅赤。但是,最近由於政治氣氛轉趨平和,Standard & Poor's立即把香港的長期港元評級升至穩定,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好的證明。

第二,我覺得就政制檢討尋求共識是非常有需要的。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決定不在2007及08年實行雙普選,但就本港未來政制的發展安排,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例如如何擴大選民的基礎、增加多少議席和未來的普選進程等。我也非常同意如果我們繼續處於對立的局面,最終只會令本港的政制發展進程放慢,原地踏步,一事無成。所以,我們覺得在政制方面,如果提到2007及08年只能做到這麼多,那麼,我們是否可盡量做好政府和商界所關注的9點事項,以便可盡快在2012年實踐普選?自由黨是有這樣的期望。

另一點我也想提及的是,最近自由黨進行了一次民調,是在7月2至4日進行的,抽樣調查了大約1000名市民,結果發現有六成市民認為現時香港的分化、對立的情況非常嚴重,只有一成四的市民認為香港的分化情況不算嚴重。調查結果又顯示六成三的市民認為泛民主派要求與中方溝通和解,可有助緩和分化,只有20%的市民認為不可以。因此,從民意調查清楚地看到,很多市民均希望中央和民主派的關係可以改善。

主席女士,基於這些情況,自由黨覺得可以做些甚麼呢?前兩個星期,我們找了一位自由黨的常委,他也是一位政協委員,前往北京會見港澳辦及統戰部的官員,傳達了香港各界均有呼籲溝通的信息。我們得到的回應是非常正面的,所以我們便提出這項議案。其實,今天的議案有兩部分,一,是協助中央與民主派溝通;二,是向有需要的民主派發回回鄉證。

主席女士,我想在此提一提中央最近的言論。最近,中聯辦透過新華社表示,“我們主張加強溝通,坐下來當面談,更有利於社會的和諧和穩定。‘理性溝通、尋求共識、共創祥和’是香港市民的普遍要求,也是我們的心願。”中聯辦並且強調了“求一國之大同,存兩制之大異”。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也曾表示,多溝通可以減少誤會,只要大家都維護“一國兩制”及香港的穩定繁榮,他樂意與任何界別和任何階層的人士溝通。中聯辦也曾表示,李柱銘議員的議案能順利通過,是積極的做法,又強調中央與任何擁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人士,包括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士,“溝通的大門都是敞開的”。

自由黨認為中央對民主派的呼籲,能迅速地作出了積極和友善的回應,證明了中央抱荌物蛌爾蛪N。既然雙方也願意溝通,特區政府作為港人與中央的當然橋梁,便應該更積極地提供協助,為促成雙方的溝通而穿針引線。

我們建議可先安排較為溫和的民主派與中央的官員,例如港澳辦的官員見面。我要加強申述的一點是,我們並非想分化民主派,只是覺得取易總較取難或只是以一次過來完成為好。在溝通的方式方面,我們覺得無論是閉門或公開形式也是行得通的。但是,我們覺得雙方也不適宜設下任何先決條件,因為如果大家也設下先決條件,我們擔心第一次的接觸便已難以成功了。

主席女士,有關回鄉證的問題,我們覺得溝通是必須有一個過程。第一步,一定要令現時未能返回國內的民主派人士可以返回國內。所以,我們覺得要盡快讓他們收到有關的通行證。我剛才說自由黨所進行的調查,也有問及這點,普羅市民當中,有40%的受訪者也覺得泛民主派對今天中國的國情沒有足夠的瞭解,認為他們對國情要有足夠瞭解的市民有很多。我們看到也有六成一受訪的市民認為,如果中央可讓泛民主派返回國內,即取回回鄉證,是可以加強雙方的溝通的。

我們也瞭解一些民主派人士上次返回國內(他們從前是可以返回國內的)可能已是多年前的事。這數年間,國家在近代的歷史上發展得最快,我們覺得如果我們有機會回去看看中國在經濟上、基建上和政治上的發展,便可更瞭解今天中國在國際上為何享有這麼高的評價,這是有理由的。

我們也留意到民主派較早前與行政長官會面後,亦讚揚行政長官董先生對他們擬取回回鄉證的要求,態度較從前積極了不少。我們覺得從這一點來看,雙方是可以再合作的。當然,如果要加強香港的統治、管治,我們一直覺得在中央與民主派建立互信,而中央又認可了民主派,兼且將來在立法會重選,而民主派又得中央的認同和溝通後,行政長官可考慮邀請他們進入行政會議;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我們覺得香港的施政便會真真正正得以改善。

主席女士,最後,我想提一提有關我的議案及司徒華議員的修正案。首先,為何我的議案提到“協助”中央政府與香港民主派人士加強溝通,而沒有用“爭取”呢?其實,我們覺得用“爭取”這字眼,看似是中央與民主派不想傾談,所以才要“爭取”與他們談。然而,我們覺得中央政府與泛民主派和民主派的同事,雙方看來也很有意思傾談,所以我們才覺得只要稍作“協助”,即協助一下特區政府,應該便可以了,因此便不用“爭取”。司徒華議員當然是覺得“爭取”較為好一些,所以便改用了這兩個字。我對此沒有意見,我是支持用這兩個字來作修改的。

第二點,有關我提到“並且協助有需要的民主派人士,領取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司徒華議員卻刪除“有需要的”。其實,據我瞭解,香港有接近700萬人口,沒有回鄉證或通行證的人數非常少,我想只有數十人或百多人而已(這是我自己的想法)。很多民主派人士根本是有回鄉證的,所以我提出的是“有需要的民主派人士”,已經領有的當然無須我們協助了。如果司徒華議員認為刪去“有需要”,變為“所有的民主派”,我對此亦沒有意見。至於修正案最後一句:“以維護在香港的中國公民回鄉的權利,”是加了一個“在”字,我想待司徒華議員提出他的修正案,說出他的看法,讓我們瞭解多一些後才再作評論。

主席女士,我謹此提出我的議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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