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把握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以增加就業」

議案發言


代理主席,就今天的這項議案,其實我是第一次在立法會看到各黨派,無論是代表商界或代表基層勞工界的議員,也這麼關注改善香港的就業機會,而且是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在立法會這麼多年,我覺得從前的辯論,是自由黨代表商界建議政府進行某些工作,聽下去完全是商界得益,而勞工界時常也有保留。但是,我今天很高興看到,所有其他議員也同意自由黨多年來一直倡議的東西。

代理主席,讓我分開來說,首先是有關加工區方面。我記得當初進入立法局時,即1993至1995年代表工業總會的年代,我當時已建議在邊境設立加工區。如果在當時設立加工區的話,可以利用國內好的勞工,用國內的工資,不是用香港的工資,很多工廠當時便不會撤走。可是,當時絕對得不到勞工界的支持,他們說如果設立邊境加工區,便會搶去香港人的“飯碗”,讓國內的人工作,這是行不通的。我們今天又再提出河套區的加工區,其實商業界也支持這事,但我看此計劃無需10年,也需5年才能成事,因為既要進行環評報告,又要搞好河套區的設施,屆時CEPA已失去效用,因為我們現在說的是3年或5年的先機。

看看我們今時今日的工資,在河套區究竟是用香港的工資,抑或用深圳的工資呢?按照現時深圳的發展,與10年前比較,它增長得很快。10年前,如果香港的工資是六七千元,深圳的便是千多元,但現時在深圳,如果沒有二三千元的工資便請不到人工作。再過5年,我覺得深圳的工資與香港的距離會拉得更接近。如果屆時才能成立河套區的加工區,我覺得當然會有些工廠在那媢B作,但是在某地方落地生根的工廠,例如東莞有接近1萬名員工的工廠,會否搬回我們的河套區?而且現在說的是5年後的事情,我對此是有些保留的。當然,有一種說法是:“做了好過唔做”,或“遲些做好過唔做”,我相信這計劃屆時也會有些效用。我覺得我說這番話是要作出平衡,因為今天全體議員也非常讚揚這議題,但是我亦不希望社會抱茬o麼大的期望,以為如真的能做到有關事項及落實CEPA等,便可以製造更多就業機會。今天這項議案辯論,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增加就業機會。但是否真的能令我們現在基層的“ 打工仔” 抱有這麼大的希望,以為設立了河套區和落實CEPA,便真的能令他們的就業機會大為好轉呢?

如果CEPA是在10年前落實,真的會很有用。我記得在1997年回歸後不久,我已與當時的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說過很多次,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下,為何我們不能有特別貿易安排呢?以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協議為例,3個不同國家也可以簽訂協議,為何我們不能這樣做呢?周德熙局長當時的意思是,不能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協議,向中央要求這樣做。可惜現在遲了6年,如果CEPA能在1997年成事的話,其他國家到了2005、2006年才在國內正式執行WTO的條款,我們便有8年的先機,這是非常有用的,而現在只有兩三年。

再者,我們今天說的CEPA,中央是沒有任何法例訂定的,所以自由黨在數月前往北京時曾提出兩點,可以能令現在的CEPA再配套好一些。第一點,我們要考慮一下港澳同胞的投資法。我們現時的做法究竟是當作外資還是內資呢?因為外資有它的好處,內資也有它的好處,但現時的港澳投資並沒有清晰的投資法,包括在現時CEPA的情況下,中央也沒有指引。那麼我們如何演繹呢?所有藉CEPA商機而在香港做生意的人,無論是專業人士或廠家,均在內地各自發揮,在任何省市都是自行商討,結果是怎樣便是怎樣,我覺得這樣的保障是不足夠的。另一點,現時很多在內地的廠商經常會發生爭拗,但卻不至於要打官司,我們便就此向中央政府建議成立非官式的協調會,即如香港的勞資審裁處,其運作不是打官司,而是進行協調工作。大家都知道國內現時有很多生意,如想在某市開廠,法例本來是這樣的,但到了第二天,可能又會多加兩條勞工法例或設立人頭稅;一會兒又說是為了環保而設立另一項收費。這種情況經常在各省各市發生,各地自行設立新的規定,令香港的廠家很難做。現在香港政府或葉局長既然知道我們曾提出這項建議,希望他們與中央政府討論時,能作出跟進。

在工廠方面,我也同意多位同事的說法,例如製造鐘表、高價成衣和珠寶等工廠,如果現時仍在香港經營的話,希望可以利用CEPA而繼續維持在香港經營。我很希望已搬進內地的工廠,例如製衣廠、塑膠玩具廠等,正如多位勞方的議員說,能夠搬回來香港,但我認為我們也不要太樂觀。

代理主席,自由黨支持原議案及所有修正案。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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