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發言(一)(2005年10月26日)


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要表明,自由黨是支持和歡迎這份施政報告的,不過,這環節既然是辯論有效管治的問題,所以我的發言會集中於自由黨對有效管治方面的看法。

第一點,自由黨認為任何政府特別是一個地區政府,就有效管治而言,有兩三方面是必須做到的。第一,如果擬施行的政策是正確,市民又支持,那麼該政策便會容易獲得通過,也會獲得議員的支持。第二,政策固然要獲得立法會的通過。說到有效管治,我可從未見過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本身在當地議會連一票也沒有,而仍能維持有效管治的。我們現時的情況正是如此,政府又不相信管治聯盟和執政聯盟的分別,我覺得,現時的行政長官既然不可屬於任何政黨,那麼行政長官當然要有他的管治班子,即3 司11 局的局長加上行政會議的非官守成員,他們便組成了他的智囊團。但是,3 司11 局的局長及行政會議的非官守成員之中沒有一人是循選舉產生,亦沒有一人可以代表某一界別或某一地區;現時唯一可以做到這點的,便只有立法會內的同事,他們是循直選或間選獲選出的都有。

我想問,有效管治,是否一定要用“強政勵治”這4 個字來表達呢?“強政”給人的感覺是政策很強硬,至於“勵治”,我們先要問所實施的是否“良政”呢?行政長官須首先決定了某一項政策為良好政策之後才進行勵治的。如果政策屬於良政,難道全部循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會反對嗎?但是,如果所施行的屬“強政”,那麼,該政策是怎樣制訂的呢?立法會的議員又會怎樣參與呢?當然,行政長官已暗示新一屆行政會議的運作將會有所改善。

以往,我們常常說行政會議的非官守成員要到星期六才看到政府已拍板的文件,星期二開會時便要表態支持或反對,根本沒有給予他們 ─ 特別是現時這群新的行政會議成員 ─ 任何機會來讓他們參與本應進行數次 的辯論,來表達他們的意見,使所制訂的政策得以成為良政。

我認為“良政”和“強政”是有少許分別的,強政給人的印象可能是政策一經決定便是這樣做了,說得難聽一點,可以說是“一言堂”、很獨裁的處事方法,我沒有這個意思,只是認為當局如果不改善這種處事方法,便難以達到有效管治。

至於管治聯盟和執政聯盟方面,剛才李永達議員及馬力議員均提過,我們作為政黨代表,當然希望執政聯盟的概念存在,我們並非要求與政府分權,我們只是想代表我們的選民表達我們對某個政策的意見,希望政府在實施時可以做得好一點,而功能界別的議員更承擔.須表達業界所擔憂者的責任,不論是關乎淡水魚的、禁止吸煙的均然。雖然我們對這些政策大致上支持,但是否要“一刀切”、百分之一百的施行?實施政策的程度可否只達90%,或許可否留下小量空間呢?我認為作為政黨的代表、市民的代表向政府表達意見,是應該心存執政聯盟的概念,而非管治聯盟的概念,即是說,議員應該扮演了董事局的角色,而不應該當政府作出決定後便由政黨充任管治聯盟,在立法會投票支持通過有關的政策便行了。長遠來說,我認為這樣的形式是會產生問題的。

另一點我想談論的是政制發展方面,《基本法》內用了3 句或12 個字來形容,便是“均衡參與”、“循序漸進”、“實際情況”。李永達議員以往常取笑我,說我是經商的,不大會明白這些政治問題。我當時也認為政制發展不應這樣理解的。可是,我現時卻覺得事實的確如是,是要視乎實際情況,是要視乎市民希望社會是怎麼樣的。全世界的市民均希望有良好的生活方式;良好的生活方式當然包括經濟自由,簡單地說,如果沒有錢,那麼說甚麼自由也是白說而已。沒有錢遊埠、沒有錢讀書、沒有錢看電影等,又怎樣說經濟自由呢?當然,其他方面亦同樣重要,例如言論自由、表達意見的自由、人權方面等,全部都要享有。

然而,如果我們把重點放在維持良好生活方式之上,那麼,是否必須經由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才能達致的呢?誠然,有很多國家的情況果真如此,在一些非洲、南美或東南亞的國家便可能有這些情況,他們有很多問題,包括種族及宗教問題。可是,我則覺得香港是一個比較和諧的社會,而我以為唯一可說較明顯的問題便是貧富懸殊,即香港市民絕大部分是中國人,均可廣泛地分為“有”與“沒有”的這個問題。既然當中的分歧不大,如果我們最.緊的是生活方式不變,這便是我們所謂的“實際情況”了。

這麼多年來,自由黨一直覺得只要我們做好自己的本分,便能代表.工商界的理念出來參政,從循.功能界別的選舉到參與直選,我們皆是如此做。在區議會的選舉以至將於2008 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我們定會更努力,進一步代表.工商界的理念來爭取更多議席,當然,這也一定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我們會裝備好自己,盡量爭取在2012 年的提名委員會概念下實現普選行政長官,就.這一點,自由黨已多次表達了其看法。我們會繼續朝茬o方向努力,不會說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 ─ 即是說,話便是這樣說出了,但卻多方鬆懈、不努力,然後到了2008 年便說弄不妥了,何不延至2012 年云云。我們是不會循這方式辦事,我們是會盡力好好準備自己的。

再另一點是,就政制發展方面,我們亦提到其他兩個問題,其一是擴大選舉委員會的選民基礎。事實上,自由黨過往也提及過這一點。就公司票而言,我們認為,如果整間公司的員工人人有一票,便是變相直選,我們是不會支持的。可是,反過來說,如果該公司本有一票,而該公司票是可給予其管理階層的,則例如建議其董事局所持的1 票擴至6 票,便可擴大選民基礎,我們認為這倒可以考慮。可是,這建議並非單是把公司票增加,以匯豐銀行為例,匯豐銀行作為公司原先只有一票,如果讓在匯豐銀行工作的萬多個員工都變成一人一票,那麼,.豐銀行作為公司便忽然變成有萬多票,這根本便不是基於功能界別的概念來行事了。如果要採取這樣的方式,倒不如日後讓功能界別的議席減少採取循序漸進方式,改為直選好了,這是符合《基本法》的另一種做法,亦是遲早會達致的做法,所以自由黨是支持的。

其二,政府現時建議把5 個新增的、屬於功能界別的議席全數撥歸區議會,是跟自由黨原先的建議不同。自由黨覺得功能界別應發揮功能界別的概念,如果按現時功能界別大致上的分布觀之,我們建議在這5 個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中,撥一兩個議席給工商界中小型企業,或作為專業人士的新增議席。但是,政府現時提出的建議是有意多就循序漸進方面進行,而政府對“均衡參與”的解釋,便是既然那五百二十多個區議員之中,有四分之一屬於工商界,五分之一則來自專業界,所佔人數已接近半數,如果他們積極參選區議會選舉,也有勝出的機會,因而可以達到均衡參與、循序漸進的概念了。自由黨與商界代表和黨員就.這個概念商討過後,也接受了政府這種做法。我們會在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盡力從區議會該5 個議席中爭取一個議席。

主席女士,在有效管治方面,最後我想談一談另一項對政府來說一定要做得到的事情,那便是公務員的問題。我們一直覺得把18 萬名公務員減至16 萬名,大致上已能足夠管治香港。可是,政府卻有不同的看法,那是有關首長級公務員的問題。簡單來說,政府認為今時今日的世界潮流是,辦起事來,能夠有更多用腦筋來辦事的人,便無須那麼多用雙手來工作的人,它這種說法即是想增加首長級公務員的職位。我們則認為,如果增加首長級公務員職位,真的可以提高社會的運作效率的話,我們便是支持的。我留意到其他黨派在這問題上的看法是認為政府有意“肥上瘦下”,所以不予支持,他們對政府增加上層職位的人數而減少下層人員數字頗有意見。

在這理念上,自由黨與他們最大的分別是,我們認為如果找更多官員在上層執行所謂良政,做得好一點,我們是支持增加這些職位的,但最糟的是,根據我們這數年來的經驗所見,便是如果上層官員越多,營商環境越會受到影響,多提出一項政策,便製造多一些D1、D2 薪級點的官員,文件要多經過新增的D1、D2 官員批核,又要停留在某人的書桌上多一個星期,由一個個案累積至5 個個案,5 個個案又累積至10 個個案。如果政府可以說服我們公務員架構須設有多些首長級職位來多用腦筋策劃,多制訂好一點的政策,把營商環境改善,達致有效管治 ─ 是有效,而不是沒有效用的管治 ─ 這些目標,無須花200 天處理這件事,又花二百多天處理那件事,從而減少我們的問題,我們是可以用公開、開放的態度再與政府研究可否增設這些職位的。因為我們認為要達致有效管治,政府是有需要這樣做的。現時的辦事處已經多設有電腦,究竟是否還有需要用那麼多雙手來做工作呢?還是可以減少人手,反而多找一些首長級的官員來策劃好這些大政策呢?

不過,即使我們支持政府這樣做,政府也不能每次也說一定會獲得立法會同意的,所以每當立法會通過一項新法例後便要分配人員處理,因此而又申請增設職位。如果情況是如此,我們便不禁要問,以往有些事可能已不再做或無須處理了,為何政府又不刪除處理該等事務的職位呢?既不刪除那些職位,現在又增設一個新職位,那麼,要處理的文件便又多一份了。

整體而言,除了自由黨從工商界的角度覺得營商環境受到影響之外,我相信普羅大眾也有這種看法,很多市民是從民生政策方面看政府公務員體系。例如現在換領身份證,排隊換領身份證的人會有多少,在櫃位內派發身份證的人員又有多少?一份檔案從這邊送到那邊,要往來多次,為了一張身份證的換領行動,是否有需要派出這麼多人員來做這件事呢?市民也會產生這個印象的。所以,公務員人數是否過多?政府是否可以多節省一些錢呢?政府是很明白的。因為在政府每年大致上達2,000 億元的經常性支出中,有七成(約1,400 億元)是用以支付公務員的工資和福利。反過來說,在扶貧方面 ─ 我也是扶貧委員會的成員,我很能理解同事的想法 ─ 大家討論了這麼長時間,連一毫、一仙似乎也沒有批撥。所以,政府如果在這方面的工作可以做得好一點的話,其他工作是否便能夠做得到呢?

主席女士,在有效管治方面,我想最後再加強提一提的是,立法會內,有代表性的議員或政黨作“多上多落”溝通時,是存在.透過多個事務委員會進行所謂“過冷河”的這個概念,我覺得政府就此應可再多做一點。我還想說的是,我覺得在重要的新政策經歷所謂“過冷河”時,希望我們可見到有關局長多點前來交代,因為在很多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中,往往不單止局長不前來,連常任秘書長(即所謂D8 級的官員)也不前來,而只是找其助理出席會議便算 ─ 我昨天才剛與郭家麒議員開玩笑,說我們快要變成區議會了(眾笑),因為出席事務委員會的官員職級越來越低,而他們就我們提出的問題全部均未能即時回應,只表示會回去研究而已。如果政府要提高有效管治,我覺得將來在提出新政策時,便應由局長親自前來交代,我相信這樣做當可令有效管治有所改進。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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